译文
我请求辞官归隐,但儿子以田产还没置办为由不让辞官,于是写了这首词骂儿子。我已渐渐年老,力尽筋疲,功名富贵的实现要待到何时?何况富贵功名还处处隐伏着危机。穆生因楚王稍懈礼仪便抽身辞去,陶潜尚未得享俸禄就弃官而归。穆先生、陶县令那样明达的人都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。
归隐后一定要将荒园修葺,“佚老园”就是个合适的名字。再建个亭儿取名为“亦好”,便能闲时饮酒,醉时吟诗。一块田地千年之中要换八百主人,一人嘴里又能插上几张饭匙。退隐之后便一切作罢,何须再费口舌说什么是非得失。
注释
最高楼:词牌名。
乞(qǐ)归:请求退休归田。
犬子:对自己儿子的谦称。
田产未置:还没有置备好田地产业。
止:劝阻。
衰(shuāi):年老。
须:等待。
富贵:有功业。
醴(lǐ):甜酒。
抽身:退出仕途。
得米弃官归:陶渊明当彭泽县令时,曾有上司派督邮来县,吏请以官带拜见。渊明叹曰:“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。”于是解印去职,并赋《归去来兮辞》,以明弃官归隐之志。
葺(qì):修缮。
佚(yì)老:安乐闲适地度过晚年。
亦(yì)好:退隐归耕,虽贫亦好。
匙(chí):小勺。
休休:罢了,此处含退隐之意。
甚(shèn):什么。
参考资料:
“吾衰矣,须富贵何时?富贵是危机”三句直接驳斥儿子用以阻止词人引退的理由,有针锋相对之势。词人的儿子认为词人此时的官位还不够,积蓄的俸禄还不足以购买丰厚的田产,言下之意希望父亲能继续升官,而词人劈头便说:“吾衰矣。”儿子以富贵为念,词人便以富贵的时机、富贵的忧患来回应。“暂忘设醴抽身去,未曾得米弃官归。穆先生,陶县令,是吾师”五句全是用典,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,穆生和陶渊明。西汉楚元王刘交以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三位贤士为中大夫、礼贤下士,席上专为不喜饮酒的穆生设醴,其孙刘戊继任为王后忘了设醴。穆生看出楚元王怠慢背后潜伏的危机,毅然辞官。陶渊明曾当任彭泽县令,因为不愿意以五斗米的官俸而低头向乡里的小人,便辞官而去,在农村种地,不求闻达。词人直言要以穆生和陶渊明为师,有及时归隐、远离官场的意思,与儿子希望自己继续留在官场,等待词人以后富贵的想法背道而驰。
“待葺个园儿名‘佚老’,更作个亭儿名‘亦好’”两句都在第三字后断开,造成了节奏和语意上的奇峭。作者不仅想到了归隐,而且连归后闲居处的亭、园的名字都想好了。“闲饮酒,醉吟诗”两句概括了理想的生活状态,“千年田换八百主,一人口插几张匙”两句引用禅语和谚语,说明人生苦短,眼前占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长久,不如看淡。“便休休,更说甚,是和非”三句不仅否认了富贵,而且否认了满足与不满足。
上片说做官的道路危机四伏,要以穆先生、陶县令这些以前的贤人为师,早点隐退,不要期待功名富贵,言外之意包含对朝廷不能用抗战志士的不满。下片想象归隐田园、饮酒吟诗的乐趣。整首词的语言看似平实通俗,实际上却贯穿各种典故和对前人作品句子的化用。通过给儿子讲述道理,把辛弃疾正直不阿、洁身自好的形象体现出来。
参考资料:
参考资料:
辛弃疾(1140年5月28日-1207年10月3日),原字坦夫,后改字幼安,中年后别号稼轩,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(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)人。南宋官员、将领、文学家,豪放派词人,有“词中之龙”之称。与苏轼合称“苏辛”,与李清照并称“济南二安”。辛弃疾出生时,中原已为金兵所占。21岁参加抗金义军,不久归南宋。历任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福建、浙东安抚使等职。一生力主抗金。曾上《美芹十论》与《九议》,条陈战守之策。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,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,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;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,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。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,后被弹劾落职,退隐江西带湖。
屈原既放,三年不得复见。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。心烦虑乱,不知所从。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:“余有所疑,愿因先生决之。”詹尹乃端策拂龟,曰:“君将何以教之?”
屈原曰:“吾宁悃悃款款,朴以忠乎,将送往劳来,斯无穷乎?
“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,将游大人以成名乎?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,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?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,将哫訾栗斯,喔咿儒儿,以事妇人乎?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,将突梯滑稽,如脂如韦,以洁楹乎?
“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,将泛泛若水中之凫,与波上下,偷以全吾躯乎?宁与骐骥亢轭乎,将随驽马之迹乎?宁与黄鹄比翼乎,将与鸡鹜争食乎?
“此孰吉孰凶?何去何从?
“世溷浊而不清:蝉翼为重,千钧为轻;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;谗人高张,贤士无名。吁嗟默默兮,谁知吾之廉贞!”
詹尹乃释策而谢曰:“夫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;物有所不足,智有所不明;数有所不逮,神有所不通。用君之心,行君之意。龟策诚不能知此事。”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