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红豆生长在阳光明媚的南方,每逢春天不知长多少新枝。
希望思念的人儿多多采摘,因为它最能寄托相思之情。
注释
相思:题一作“相思子”,又作“江上赠李龟年”。
红豆:又名相思子,一种生在江南地区的植物,结出的籽像豌豆而稍扁,呈鲜红色。
“春来”句:一作“秋来发故枝”。
“愿君”句:一作“劝君休采撷”。采撷(xié):采摘。
相思:想念。
参考资料:
这首诗是青年王维所作爱情诗的代表。该诗由物感怀,借助红豆鲜艳色彩和有关的动人传说,以含蓄深沉而清新流畅的语言,传达浓烈的相思之情,十分感人。《相思》流传至今仍不失为咏物诗的名篇。“观物微”而“托兴远”,是古人作咏物诗常用的一种手法。王维深解诗中三昧,因此《相思》在表现技巧上有许多可借鉴之处。
红豆,生于南国,其果鲜红浑圆,外表晶莹剔透,因为常被南方人作为服饰装饰物。红豆与相思联系在一起,则是来源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传说,古代一位女子,因为丈夫战死边疆,思念亡夫太甚哭死在了树下,此后化为了红豆,在春天的时候生长发芽。从此以后,红豆被人们称为了相思子,也在文学中引用为相思之意。而“相思”不限于男女情爱范围,朋友之间也有相思的,如苏李诗“行人难久留,各言长相思”即著例。此诗题一作《江上赠李龟年》,可见诗中抒写的是眷念朋友的情绪。
“南国”(南方)既是红豆产地,又是朋友所在之地。首句以“红豆生南国”起兴,暗示后文的相思之情。语极单纯,而又富于形象。次句“春来发几枝”轻声一问,承得自然,寄语设问的口吻显得分外亲切。然而单问红豆春来发几枝,是意味深长的,这是选择富于情味的事物来寄托情思。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(王维《杂诗》)对于梅树的记忆,反映出了客子深厚的乡情。同样,这里的红豆是赤诚友爱的一种象征。这样写来,便觉语近情遥,令人神远。
第三句紧接着寄意对方“多采撷”红豆,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。以采撷植物来寄托怀思的情绪,是古典诗歌中常见手法,如汉代古诗:“涉江采芙蓉,兰泽多芳草,采之欲遗谁?所思在远道”即著例。“愿君多采撷”似乎是说:“看见红豆,想起我的一切吧。”暗示远方的友人珍重友谊,语言恳挚动人。这里只用相思嘱人,而自己的相思则见于言外。用这种方式透露情怀,婉曲动人,语意高妙。宋人编《万首唐人绝句》,此句“多”字作“休”。用“休”字反衬离情之苦,因相思转怕相思,当然也是某种境况下的人情状态。用“多”字则表现了一种热情饱满、一往情深的健美情调。此诗情高意真而不伤纤巧,与“多”字关系甚大,故“多”字比“休”字更好。
最后一句“此物最相思”只因红豆是最能表达相思之物。中国人常说,睹物思人。这“物”可能是他吃过的、穿过的,也可能是他看过的、听过的;可能是他喜欢的,也可能是他厌恶的。只要是与他有关系的,哪怕只有一丝关联,都能激起思念者敏感的神经。诗人所希望的,是友人每每看见这最能代表相思之意的红豆,就能想起正在相思的“我”、正在思念“你”的“我”。从诗人对朋友的深切叮咛中,我们看到了诗人自己深重的相思之意。正是诗人对朋友的满心思念,才使他希望朋友亦如此。用这种方式表露情怀,语意高妙,深挚动人。
全诗洋溢着少年的热情,青春的气息,满腹情思始终未曾直接表白,句句话儿不离红豆,而又“超以象外,得其圜中”,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。它“一气呵成,亦须一气读下”,极为明快,却又委婉含蓄。在生活中,最情深的话往往朴素无华,自然入妙。王维很善于提炼这种素朴而典型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思想感情。所以此诗语浅情深,当时就成为流行名歌是毫不奇怪的。
参考资料:
此诗一作《江上赠李龟年》,可见为怀念友人之作。据载,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时,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曾演唱此诗,由此可以证明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。
参考资料:
王维(701年-761年,一说699年—761年),字摩诘(jié),号摩诘居士。汉族,河东蒲州(今山西运城)人,祖籍山西祁县,唐朝诗人,有“诗佛”之称。苏轼评价其:“味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;观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。”开元九年(721年)中进士,任太乐丞。天宝年间,拜吏部郎中、给事中。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,世称“王右丞”。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,今存诗400余首,重要诗作有《相思》《山居秋暝》等。王维精通佛学,受禅宗影响很大。佛教有一部《维摩诘经》,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。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,多才多艺,音乐也很精通。与孟浩然合称“王孟”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