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有一位来客,有一位来客,来到此地做官。
公正办事,体察民情,恩惠覆盖了百里山川。
接受至理如同回家一样欣喜,听到善言总像第一次听到那样新鲜。
我们不只是思想和谐一致,还多次愉快地共同游览。
一边谈笑,一边眺望,我心中的忧愁已经烟消云散。
遇到如此开怀的欢乐,不喝个痛快且不回返。
真高兴有位知心好友,能同我一起游玩。
注释
酬:本义为客人给主人祝酒后,主人再次给客人敬酒作答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酬,主人进客也。”后又指以诗文相赠答,如唱酬,酬对。丁柴桑:姓丁的柴桑县令,名字不详。
“有客”二句:意谓作者所敬重的柴桑丁县令,自外地来,居于此。有客有客:古直《陶靖节诗笺注定本》引《诗经·周颂·有客》:“有客有客。”东汉郑玄笺注:“重言之者,异之也。”爰止:袁行霈《陶渊明集笺注》:《诗经·小雅·采芑》:“鴪彼飞隼,其飞戾天,亦集爰止。”止,语助词。
秉直:即持守正义。秉,持。直,正直。司聪:逯钦立《陶渊明集》校注:“司聪,为皇帝听察民隐。”司,掌管。聪,听闻。
惠:仁爱,恩惠。于:袁行霈《陶渊明集笺注》:为。东汉郑玄《仪礼注》:“于,为也。”百里:百里之地,代指一县所管辖的区域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上》:“县大率方百里。”
飱(sūn):服食,此指吸取,听从。一作“餐”,胜:胜理,至言,指正确的道理、中肯的言论。如归:喻欣然纳之,谓汲取胜理如同归家般和乐容易。
聆善:一作“矜善”。若始:喻善言闻数次亦如初闻者虚心接纳。
匪惟:不只是,不仅仅。匪:同“非”。谐:和谐,融洽。
良游:指愉快的游赏。
载:且,又。
写(xiè):同“泻”,卸置,去除,宣泄,倾吐。
“放欢”二句:一见就尽情欢畅痛饮,一醉方休。放欢,放开胸怀,尽情欢畅。既醉,尽醉。
实欣:实为欢欣之事。心期:以心相许,两心契合。
参考资料:
参考资料:
这首诗分为两章。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。诗的开头“有客有客,爰来宦止”,写迎客的惊喜。从诗中看,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,诗人视之为后俊。“秉直司聪”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。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,能“飱胜如归,聆善若始”,是为政“惠于百里”的明证。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,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。
接着经“匪惟谐也,屡有良游”一转,至于次章,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。“载言载眺,以写我忧”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。“以写我忧”语出《诗经》的《邶风·泉水》和《卫风·竹竿》。“放欢一遇,既醉还休”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。其诗《与殷晋安别》中有“一遇尽殷勤”句可为佐证。”实欣心期,方从我游”二句是倒装,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,实为快心之事。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。
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。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,而是丁柴桑“秉直司聪,于惠百里”的善德,以及“餐胜如归,矜善若始”的开明,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。另一方面,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,才能“方从我游”便以“心期”。向往开明,崇尚善德,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。
这首诗采用《诗经》的四言句式,写法上也有借鉴《诗经》叠章的形式,如有客有客之句,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。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,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。篇幅虽短,然情酣意畅。
参考资料:
陶渊明(约365~427年),字元亮,晚年更名潜,字渊明。别号五柳先生,私谥靖节,世称靖节先生。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)人。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、辞赋家、散文家。被誉为“隐逸诗人之宗”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。是江西首位文学巨匠。曾任江州祭酒、建威参军、镇军参军、彭泽县令等职,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,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,从此归隐田园。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,被称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,有《陶渊明集》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