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我来到东溪边观赏溪景,面对着水中的孤石迟迟舍不得上船离开。野鸭在岸边睡着,充满闲情逸趣;老树伸展着秀丽的枝干,繁花似锦,惹人喜爱。溪旁短短的蒲草整齐得似乎经过修剪,平坦的沙岸,洁白的沙石仿佛多次被粗选细筛。我虽然迷上了这里但不得不回去,傍晚到家马儿已累得精疲力衰。
注释
东溪:即宛溪,在作者家乡安徽宣城。溪发源于天目山,至城东北与句溪合,宛、句两水,合称“双溪”。溪中多石,水波翻涌,奇变可玩。
野凫:野鸭。
蒲茸:初生的菖蒲。
住不得:再不能停留下去了。
薄暮:黄昏。
参考资料:
这是一首写景诗,写得意新语工,结构严密,体现了诗人的一片闲情逸致。
“行到东溪看水时,坐临孤屿发船迟”,诗人专门乘舟到东溪去看水,一是说明东溪水好,再就是诗人自己“爱闲”’整天挣扎在名利场中的过客是无暇欣赏山水的;第二句写到了东溪,登山孤屿,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,不由地流连忘返。“发船迟”正见此意。
“野凫眠岸有闲意,老树着花无丑枝。短短蒲茸齐似剪,平平沙石净于筛”,四句具体描绘东溪风光。坐临孤屿,诗人看到的是野鸭眠岸,老树着花,短短蒲茸和平平沙石,平平常常的野鸭在岸边栖息,诗人竟看到了其中的闲意,不是“闲人”哪有此境界?这正是推己及物,物我两忘。又看到老树着花,盘枝错节,人老心红,焕发了诗人的青春气息。“无丑枝”新颖俏皮,恬淡悠然的心绪又一次得到深化。再看那“齐似剪”的蒲茸,“净于筛”的沙石更觉赏心悦目,心灵也得到了净化。
结句“情虽不厌住不得,薄暮归来车马疲”,风景虽好,但不是自己的久居之地。“情虽不厌”回应了首句的“发船迟”,天色已晚,“住不得”说出了心中的无奈,薄暮催人回,车马也劳顿了一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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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写景诗,写得“意新语工”。
第一句,写行到之地(东溪)与到此之由(看水),而“闲意”已暗含于巾,因为只是为了“看水”而“行到”,自是爱闲而不是车马征逐,奔走钻营。第二句写面对之景(孤屿)与留连之情(发船迟),而山水之美,使作者爱之不厌,亦自见于言外。平平写来,毫不费力,而十四字中概括如许之多,确是“平淡”而有工力的(《临汉隐居诗话》)。在结构上,又学王维《终南别业》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那份闲适与淡然。当然,这还只是开端,精采的还在下面。
三、四两句,写“看水”时所见岸旁之景。元代方回赞为“当世名句”(《瀛奎律髓》);清代纪昀赞为“名下无虚”(《瀛奎律髓评》);陈衍也说“的是名句”(《宋诗精华录》)。它妙在那里,宋代胡仔说:“似此等句,须细味之,方见其用意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》)。
先就第三句说:杜甫《漫兴》中有“沙上凫雏旁母眠”,此句取景与杜相同。这说明:作者写水乡春色,抓住了最有特征的东西;更重要的是由此景象中细绎出“有闲意”来。“凫眠”是人所共见的,而“闲意”则由作者的想象与感觉来。作者看到“野凫眠岸”,想象它的自由自在,感觉它“有闲意”,其实正是作者自己“爱闲”、“羡闲”。当时人傅霖诗曰:“忍把浮名卖却闲。”热衷名利之徒是不会“爱闲”、“羡闲”的。这是要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的。当然,说“闲”也并非真的遗弃世事,更不是不劳而食。那些热中名利的“车马客”才真是不劳而食的人;而“浮云富贵”,不事奔竞的人,往往正是最关心世事的。
第四句写岸旁老树,春深着花。此亦乡村常见之景。但“老”与“丑”往往相连,说它“无丑枝”,是作者的新意。这样写,不仅使这一平常村野增添几分春色,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者心情。欧阳修说梅尧臣“文词愈清新,心意难老大,有如妖娆女,老自有余态”(《水谷夜行》)。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正是“老自有余态”,正是作者“心意难老大”的自我写照。
这两句合起来看,那就是写出了一个清淡平远而又生意盎然的自然景象,又写出了一个活静自得而又老当益壮的人物心情。每句前四字写景,后三宇写意,边写边议,有景有意,而意又饱和在情中,使景、情、意融为一体。从而既写出深层的含义,而又保持鲜明、生动的形象,它成为“名句”,其妙处是可以说清的。
三、四句写水旁岸上;五、六句则写水中洲渚。梅尧臣《游隐静山》有“溅溅涧水浅,苒苒菖蒲稠。菖蒲花已晚,菖蒲茸尚柔。”《会胜院沃州亭》中又有“前溪夹洲后溪阔”。是东溪中有洲渚(即第二句所云“孤屿”。谢灵运有《江中孤屿》诗),而蒲茸为宣城山水间常有之植物。加上“浅浅”与“齐似剪”,形象尤为鲜明。“山净江空水见沙”,韩愈曾经这样写过。但韩写的是江是急流;梅尧臣在句中加上“平平”和“净于筛”,则表现溪水的清澈而又平静,更具有江南特征。这两句只写景,而春意之融和、游人之喜悦,自在言外。
结以“情虽不厌”,总括了中间四句,并回应了第二句的“发船迟”。“情虽不厌”,但事实上又不可能在这个野溪边住下;尽管如此,仍然直到“薄暮”才“归来”。这和王安石“爱此江边好,流连至日斜”(《小舫》),用意相同。至于归到城中之后,就免不了车马驰逐,没有东溪那种闲逸之趣了。两句中有四层转折,在多狄转折中,写出最深层的含义,此是韩、柳“古文”的长技,以梅尧臣为“开山祖师”的宋诗的“以文为诗”,主要就表现在这等地方。它的长处,在于“尽意”;但言之太尽,形象性不免有所减溺,此诗末两句即过于质木。
这首诗有新意,有名句,有“道前人所未道”之处,至于通篇结构严密,层次繁多,对诗歌语言的发展,很有作用。尤其是二、三两联,意新语工,都是前四字写景,后三字写意,边叙边议,有浓郁的情趣。
参考资料:
参考资料:
梅尧臣(1002~1060)字圣俞,世称宛陵先生,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。汉族,宣州宣城(今属安徽)人。宣城古称宛陵,世称宛陵先生。初试不第,以荫补河南主簿。50岁后,于皇祐三年(1051)始得宋仁宗召试,赐同进士出身,为太常博士。以欧阳修荐,为国子监直讲,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,故世称“梅直讲”、“梅都官”。曾参与编撰《新唐书》,并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,所注为孙子十家著(或十一家著)之一。有《宛陵先生集》60卷,有《四部丛刊》影明刊本等。词存二首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