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
刚刚停下陆路车马,举棹湖上游览开始。
涟漪丛生繁波荡漾,远方群山错落耸立。
村落稀疏野趣丛生,绵延不绝白云升起。
登临高山苦于跋涉,观赏风景乐在心里。
尽情游玩定有终时,而我兴味无时可止 。
注释
息:停止
枻(yì):桨
鼓:摇动
涟漪(lián yī):细小的波纹
参差:错落不齐。
峙(zhì):耸立。
萧疏:稀疏
逶迤(wēi yí):弯弯曲曲、延绵不绝
陟(zhì):登高
䁹(bì)盼:泛指观赏风景
竭:完,尽
已:停止,完毕。
参考资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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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的首二句,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:刚刚从陆路停下车,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。从驱车,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;车一停就划船,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,好山好水吸引着他,使他迫不及待。起句简炼清峭,于叙述中见情致。
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,是全诗的主体。“涟漪繁波漾”,写湖水浩渺,清波荡漾;“参差层峰峙”,写湖上峰峦迭翠,错落有致;“萧疏野趣生”,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,朦胧疏淡;“逶迤白云起”,写远处白云出岫,徐徐升起,连绵缭绕。这四句,每句描写一个方面,又互相映衬、烘托。波光粼粼的湖水,重重叠叠的峰峦,疏疏落落的树木、村舍,冉冉出谷的白云,有动有静,有声有色,远近高低,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、野趣横生的山水画,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。这里是采取“大写意”的笔法,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,选用“涟漪”、“参差”、“萧疏”、“逶迤”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,略加点染,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。读这样的诗,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,从近处局部看,只有几个墨点,似乎用笔甚草草,但从远处整体看,则景物粲然,满纸云烟。
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,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,触景生情。“登陟苦跋涉”,此句与开头“轨息陆涂初,鼓枻川路始”呼应,极言游途的辛苦。“䁹盻乐心耳”,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,极言游览的快乐。这两句富有理趣,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:经过“跋涉”苦,方得“䁹盻”乐;乐从苦来。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。诗以“即玩玩有竭,在兴兴无已”煞尾,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,给人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之感,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。
该诗写得很洗炼。短短五十个字,概括了丰富的内容。诗中不论是叙述、描景还是议论,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,故耐人品赏,发人深思。诗的章法,起承转合井然有序,造句清秀俊逸,也增添了艺术光彩,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,清新可爱。
参考资料:
谢惠连(407~433年),南朝宋文学家。祖籍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,出生于会稽(今浙江绍兴)。他10岁能作文,深得谢灵运的赏识,见其新文,常感慨“张华重生,不能易也。”本州辟主簿,不就。谢惠连行止轻薄不检,原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,居父丧期间还向杜德灵赠诗,大为时论所非,因此不得仕进。仕宦失意,为谢灵运“四友”之一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